中国安博电竞茶文化论文(合集7篇)
安博电竞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练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
茶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像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1．历史悠久。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是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陆羽《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此推断中华民族发现及利用茶叶约有五千年的历史。我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先民种植茶树至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我国关于茶的记载文献最早，也最多，早在西周文献中就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众多文献中著名的有陆羽《茶经》、蔡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朱权《茶谱》、张源《茶录》、许次纾《茶疏》、陆廷灿《续茶经》等。在《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收录了茶书63种。
2．分布广泛。首先表现在我国自古以来饮茶极为普遍。唐代就成为“比屋之饮”，到了宋代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元代时省去“酒”成七件事:“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茶已成为绿色、健康、和谐的饮品。其次，我国茶的种植区域广、面积大。中国茶树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位，从秦汉开始，茶叶种植自南向北发展，进一步扩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公元1405年，郑和把茶籽带到了台湾种植，开辟了我国台湾茶区;到了清代，茶园面积达40～46．7万公顷，产量高达22．5万吨。目前，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种植茶树，茶园面积110万公顷，茶叶产量约为190万吨。
3．内容丰富。茶文化内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主要有:①品种繁多的茶树和茶叶。我国茶园面积已达3000余万亩，茶叶有14属，397种，有名茶数百种。根据制作工艺形成了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类。②世界知名的茶马古道遗址。一条从云南的普洱县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亚东等10多个县市，到达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天全出发，经泸定、康定、昌都到达，再到尼泊尔、印度;③数不胜数的贡茶产地遗址。如蒙顶茶产地四川雅安、阳羡茶产地浙江长兴、龙团凤饼产地福建建瓯、龙井茶产地杭州西湖、大红袍产地福建武夷山等;⑤形式多样的茶宴。④精美绝伦的各式茶具。主要材质有:陶土、瓷器、漆器、金属、玻璃、竹木等。⑥生态环境优美的茶乡等。浙江杭州的龙井村、安徽黄山、江苏吴县太湖之滨的洞庭山、福建安溪、江西庐山、福建福鼎、福建武夷山、云南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茶乡。精神方面主要有:①茶艺。包含植茶之艺、制茶之艺、饮茶之艺;②茶道。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刘贞亮“饮茶十德”、卢仝的七碗茶歌、斐汶《茶述》等;③茶政、茶法。明清茶法有三:一官茶，储边易马;二商茶，给引征课;三曰贡茶，供皇帝享用。④茶文学艺术。主要形式有茶诗词、茶歌、茶书画、茶舞、茶戏等。⑤茶俗、茶故事、茶思想。⑥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
所谓茶文化旅游，指是以茶文化及其衍生艺术形式为主要吸引物，以了解茶文化、认识茶文化、欣赏茶文化为主要目的，融观景、品尝、参与、购物于一体的一种文化主题旅游。自古以来，茶文化与旅游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发展至今，茶文化旅游已成为一种特色旅游产品，深受游客的欢迎和喜爱。开展茶文化旅游对茶产业、旅游业以及相关产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开拓茶叶市场，丰富茶文化内涵。开展茶文化旅游，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认识茶、了解茶，逐渐产生欣赏茶、喜爱茶的心理，形成喝茶、品茶、购茶的习惯，让这些参与茶文化旅游的游客都成为茶叶市场的潜在消费者，扩大了茶叶的宣传，提高了茶叶的销售量，开拓了茶叶市场。同时，将茶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提升了茶叶价值，丰富了茶文化内涵。
其次，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茶文化旅游不是简单的喝茶、参观茶园，它该是将茶叶的种植、生产、销售相结合，通过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串联而成的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开发茶文化旅游能带动餐饮、住宿、购物、娱乐及茶产业的发展。
再次，对社会文化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茶被公认为是和谐、和平、和睦的饮品，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茶既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还可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还可净化心灵，助人为善。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茶文化旅游的根本，由此可见茶文化旅游的文化价值和重大意义。
最后，顺应了旅游的发展趋势。茶文化旅游符合了市场需求变化的潮流，满足了都市人追求自然、享受自然的需求。茶文化旅游消费是最大限度的精神愉悦和满足，它倡导健康时尚，修生养性，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必将引导旅游业走上更高的档次。
针对我国茶文化的特点，将其与旅游相结合，进行开发、利用，使茶文化旅游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1．种茶、采茶、制茶与旅游的结合。这是一项参与性极高的旅游活动，我国茶叶种植区域广阔，大部分茶叶种植区都可开展此项活动，让游客亲自参与种茶、采茶和制茶，一边体验劳动的快乐，一边感受大自然的无限乐趣。
2．喝茶、品茶、购茶与旅游的结合。利用景区及附近的茶馆、茶庄、茶室，营造良好的饮茶氛围，为游客提供喝茶、品茶、购茶活动，不断提高游客对茶的认识和喜爱。
3．茶文化观光与旅游的结合。应选择名茶茶乡作为茶文化观光园，利用茶园将其开辟成“露天”图书馆和展览馆，将茶文化知识用这种有趣、生动的方法呈现给游客，使农业知识、农耕文化得到快速传授。
4．茶艺表演与旅游的结合。我国各地都有许多特色鲜明的茶艺表演、茶俗展示，将其与旅游相结合，让游客通过观赏、体验风格不同的茶艺表演，从中获得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体会茶文化内涵。
5．茶博物馆与旅游的结合。将各地的茶博物馆、茶博物院作为当地旅游活动中的一个项目，列入旅游线路当中，通过参观学习，使旅游者享受茶文化带来的千年之旅。
6．茶事活动与旅游的结合。我国著名的茶叶产区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茶事活动，我们可将其与旅游相结合，开展各种形式的茶事活动。大规模的有茶文化节、茶王赛、茶博会等;小规模的如斗茶、无我茶会、曲水流觞、茶联欢会等，吸引游客参与其中，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了解茶文化，感受茶文化。7．茶文化饮食与旅游的结合。把“饮茶”发展为“吃茶”，进而延伸到“茶膳”。旅游经营者可考虑将茶叶引入到餐饮烹饪、日常饮食中，以“健康、养生”为主题打造系列特色餐饮，不仅满足游客的需求，而且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提高茶叶的经济价值。茶文化与旅游的结合远不止这些，又如将茶学教育与旅游结合，组织修学游;开展茶文化历史遗迹游等，迎合现代人养生的需求，开展茶文化养生游等等。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将会呈现出更多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活动。
1．正确选择开发项目。通过深入了解、调查各地茶行业历史和现状，特别要突出地方特色和条件，找准开发项目，将其建设成可供游览的茶文化旅游景点。例如:福建建茶产地建瓯，当地凤凰山是“建茶”的产地，即宋代贡茶“龙凤团茶”的产地，我们可以仿制“龙凤团茶”，重现宋代点茶茶艺，重建茶堂星辉馆，同时还可游览当地的茶文化遗迹茶焙、龙凤池、御泉亭等，开辟成特色鲜明的茶文化旅游景区。还可开发茶乡生态旅游，游客不仅可以观赏优美的茶园风光，还可亲自种茶、采茶、制茶，欣赏地方茶艺、茶俗表演，而且可与农家乐旅游相结合。
2．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媒体、电台、杂志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茶文化旅游。类似于《茶周刊》就是比较好的宣传杂志，它在弘扬茶文化、引导茶消费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宣传安博电竞、引领茶文化旅游上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又如武夷山茶文化旅游通过《印象大红袍》，将旅游与茶叶双剑合璧，聚集了张艺谋和武夷山两个世界级品牌，极大的推动了当地茶文化旅游发展，10年实现经济效益近五千万元，使其成为武夷山的亮点和品牌。要将茶文化旅游发展论坛作为一项常规活动，使其成为茶文化旅游经验交流、开发研究和宣传的平台。各地应重视办好茶叶博览会、茶王赛、茶艺赛事，以此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我国有21个省、市、自治区产茶，要进一步推动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可编制《中国茶文化旅游地图》，先分省，然后汇总，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熟悉我国茶文化旅游。
3．重视茶文化旅游线路的设计。旅游景区要主动和旅行社合作，不同区域之间开展密切合作，设计茶文化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这些产品可以是长线游，也可以是短线游，可以为一日一点游，也可以为多日多点串联游。例如可设计茶马古道风情体验游、蒙顶贡茶文化游、顾渚山阳羡贡茶文化之旅、太湖洞庭茶文化旅游、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之旅、武夷山大红袍茶文化旅游、黄山茶文化旅游、婺源绿茶之旅、普陀山佛茶文化游、闽南茶文化旅游等。
4．开发有特色的茶文化旅游纪念品。茶产品的开发，可以是地方名茶，也可以是涉茶的吉祥物、纪念品。地方名茶，如是古代贡茶产地，可创新名茶，开发、仿制贡茶，重现贡茶风采，让游客品尝、购买贡茶。“聘妇必以茶为礼”是古代的茶俗，人们将茶看成是至性不移、坚贞不移的象征，茶还代表着纯洁，所以，以茶为聘礼。我们可以把茶开发成为当下年青人求婚的“礼茶”，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喜爱。还可将其开发成有特色的纪念品，如以茶为材料，塑造十二生肖及各种艺术品;或将经典茶诗雕刻于竹、木之上。还可将茶融入到日常餐饮和食品中。
5．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茶文化旅游要想得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要做到管理到位，服务周到，给游客留下良好的口碑，逐渐产生品牌效应。
我们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世界各国的植茶、制茶、饮茶均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茶道与茶艺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本文重在分析茶道概念的提出及茶道精神的创立，并且进而说明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何谓茶道，茶文化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玲教授在其著的《中国茶文化》一书中对茶艺与茶道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也包含着对茶道概念内涵的阐释。王玲教授说：“茶艺与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我们从王玲教授的论述中不仅明确了茶道与茶艺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茶道概念的内涵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即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艺茶过程中所贯穿的精神,茶道具有无形性和不可见性，需要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中如果缺少了茶道精神，茶艺便会无精、无神，就会失去茶艺的真正意义，行道是艺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国唐代著名的爱茶诗人卢仝更是以诗的形式生动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身艺茶行道的体会，揭示茶道概念的内涵。卢仝在其著名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总之，茶道就是在操作茶艺过程中所追求、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正如已故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陈香白教授所说：“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有人说，虽然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但却不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不仅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也是最早提出“茶道”概念和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茶道”概念的提出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代著名的诗僧皎然在其著名的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的最后一句提到了“茶道”这一概念，使其不仅成为中国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而且也成为世界提出“茶道”概念的第一人。该诗的全文是：
皎然虽然对“茶道”这一概念的内涵没有具体解释和说明，但在其诗中应该说已作了很好的诠释，人们如果用心去细细品读该诗不难体会其中的茶道精神。
继诗僧皎然之后，唐时的封演在其编撰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再次提到“茶道”这一概念,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灸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我国明代张源在其著的《茶录》中也讲到“茶道”。他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
我国不仅是“茶道”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而且也是最早创立茶道精神的国家。
唐代茶圣陆羽在其著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中将茶人精神规定为“精行俭德”。陆羽《茶经》中有：“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即饮茶者应是具有俭朴美德之人。在陆羽看来，喝茶已不再是单纯地满足解渴这一生理需要了，而是对饮茶者提出了品德要求。陆羽的茶人精神其实就是茶道精神，所以说陆羽是中国乃至世界茶道精神的最早创始者。
继陆羽之后，唐末的刘贞亮在其《茶十德》中也对茶道精神有所表述。刘贞亮在《茶十德》中将茶道精神表述为：“以茶利仁礼,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安博电竞、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安博电竞，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在社会与政治的变迁中传统被“发明”，或是重新构建起来，而且当社会发生迅速转型，在旧传统的社会模式被摧毁或者是产生了旧传统不能适应的新的社会模式的情况下，需求方与供应方发生极大变化，传统的重建会更加容易发生。笔者认为以该理论为基本方向，可以比较容易认识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茶艺文化的兴起。
1952年，台湾货币改革的实施使得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完成、美国援助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台湾经济进入初期的转换期，到1963年GNP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长。这段时期农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牵引出口增长24．8%的主要是农产品。1964年到1973年台湾地区更是迈进经济高速成长期，GNP年均增长率为11．4%。这一期间由于引进大量的外资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工业化发展取得了飞跃超过农业生产，工业制品的出发出强大的竞争力。虽然1973年和1979年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给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这段期间也创造了GNP年均8．4%的增长率。可见从1952年开始台湾地区的经济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极大的成长。(5)经济的发展随之带来了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如表1所示，同1952年相比台湾人均收入在1975年增加了将近6倍，之后更是急剧上升。在1965年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工业)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农业)，也就是说台湾地区在60年代初期已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开始进入工业化国家。到1975年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15%，五年后的1980年更是降低到不足一成，与此相对的是各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60年代初还占了一半的农业人口，在1975年不到1/3，1980年降到了20%以下，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则不断的上升。这些数字的变化“广义上说明近代劳动者大幅增加，从而形成了新的城市劳动阶层。台湾地区社会转变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业社会。(6)”除了经济领域外，台湾地区社会的意识文化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变革。由于中国大陆发生了，台湾地区当局政府在1966年11月领导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明令公布制定中华文化复兴节，各界人士筹备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制定推行纲要。以全国国民学校教师及中等以上学校在校生为对象，推进“青年生活规范”实施，将文化复兴运动具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7)传统文化复兴不是一味继承恢复古老的文化，正如中国文化的两个特性“创造力和时代性(8)”一样，是要发挥创造力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比如在艺术方面，60年代的台湾地区青年人以会唱洋歌为荣，爱国剧的人被认为是思想落伍，习国画书法等的青年人也很少;在饮食文化方面，可以推测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西式饮食文化也进入台湾地区，连纯吃茶的茶店也是以卖咖啡、可乐、果汁饮料、冰淇淋等西洋饮料为主(9)。在西洋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复兴是要放在现代化的脉络里，考虑如何复兴才能促进现代化(10)，与发生了变革的社会相适宜。
在台湾地区社会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革的同时，台湾地区茶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转型的危机。历史上的台湾地区茶叶基本上是以对外销售为主。在台湾地区经济的初期转换期间，首先是在1954年茶叶的出口达到1480馀万公斤创造了空前的纪录，政府不断努力开拓市场使得这一出口量基本维持。可是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1973年后由于支撑出口十多年的“绿茶市场大大的不振“，台湾地区茶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11)70年代之前80%以上出口的茶叶该何去何从，自然是要寻找内销的道路。为了适应台湾地区内部的需要以及寻找国际市场，1975年起台湾地区农林厅辅导鼓励生产高级包种茶，台湾地区农会也推出包种茶优良茶比赛及展示会吸引台湾人关注，拓展内销。同时，台湾地区文化界出于复兴传统茶文化，也为台湾茶叶作出了一大贡献———构建现代茶艺文化。历史上的茶艺在文人雅士间流行，但是，清朝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茶文化出现了近两百年的断层。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大力恢复茶叶生产，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建设，茶叶除为了维护民族稳定用来边销而外，主要是出口换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和资金。台湾地区虽然与大陆隔离，但是从产茶区福建等沿海移居而来的移民带去了饮茶的习俗。可是，70年代以前，由于茶叶主要是用于出口，饮茶并没有在整个台湾盛行。在农村，庭院里摆上桌椅，下棋，聊天，边饮茶的“老人茶”虽有，但城市里这种饮茶的简单“老人茶室”只能偶见。在城市中的所谓“茶室”，其实是借饮茶之名从事风化业的场所。70年代中后期，台湾地区经济实力强大，人民富裕，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在开展将近10年后，也初见效果，很多传统民俗以及民族艺术(剪纸、打陀螺、放风筝、布袋戏、国乐、国画、国剧等(12))逐渐开始热门。这个时候爱好茶文化的知识分子们，也酝酿恢复饮茶习俗之计。与中华文化复兴需要创新和适应时代需求同出一理，饮茶习俗的恢复也需要在继承传统饮茶文化的同时，创造出适应现代台湾地区社会的方法。庶民的“老人茶室”低俗的“茶室”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后的台湾。那么中上层的、高级的、优雅的饮茶文化便迫不及待地需要被创新出来。然而作为生活样式的文化是无形的存在，要面向大众推广，需要一种形式也需要一种名称将之表现出来。于是，致力于恢复饮茶习俗的知识分子们，在古代中国茶艺特别是在功夫茶的基础上，结合参考日本茶道等，创造出了新的饮茶程序和方式。在为其命名时，考虑到与不太好在大众中普及的、比较严谨的日本茶道有所区隔，把饮茶作为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生活艺术文化来推广，于是创造出了“茶艺”一词。所谓“茶艺”，是涉及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技艺与艺术的广泛概念;狭义的理解是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13)。有了“茶艺”这一名词和相应的概念之后，民间的推广活动相继展开，到1982年以“复兴中华茶艺文化，发扬中国品茗技艺，提高国民生活品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发挥茶叶之经济效益为宗旨(14)”的“中华民国茶艺协会”成立，有了全国性的机构，推广工作也就得到了更顺利的进行。除了各种机构的努力外，茶艺馆的产生和迅速展开也直接带动了茶艺文化的推广。茶艺馆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展现茶艺文化的场所，它最不同于过去的饮茶场所的是，通过饮茶环境的布局和相关文化要素的装饰、泡茶的技艺、享受茶的艺术将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饮茶，创造成富有高度文化性的品饮艺术。也就是将饮茶艺术化并赋予哲理，使之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品德(15)。1977年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管寿龄小姐在其经营出售国画和瓷器等的画廊里提供比较讲究的茶饮，开设“茶艺馆”，被看作是首家茶艺馆的诞生。之后，茶艺馆如雨后春筝般出现在台湾地区的大街小巷，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茶艺馆不仅带动了台湾地区茶叶的内销，还成为台湾地区高级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将现代茶艺文化和这一经营形态传播到茶文化圈各国家和地区，当然也重新返回茶文化的发源之地，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台湾地区茶艺及茶艺馆之所以能重返茶文化发源地，与80年代中国茶文化的苏醒有很大的关系。茶艺馆在台湾地区如火如荼般地发展的80年代，中国大陆茶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换取工业发展所需的材料和资金，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茶叶工作的重心是恢复茶叶生产和开拓出口。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正如“为革命种茶”所示，中国茶叶具有很高的政治性。在茶叶的祖国，一方面国民没有足够的茶叶可以消费(也可以说消费不起)，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特别是期间，高雅的饮茶有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之嫌而受到排挤(16)。这样一来，根植于国民日常生活饮茶场所之茶馆也被当作“旧社会的遗留，藏污纳垢之地被取缔(17)”，就连在首都北京，茶馆也消声匿迹(18)，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茶馆已经衰亡。直到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建设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的传统饮茶习俗才慢慢地开始苏醒。由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茶叶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发展茶叶经济需要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国民的饮茶需求产生。于是“茶文化”作为茶叶经济的一翼(另一翼是茶科学)在国内被推广开来。“茶文化”的推广、饮茶习俗的复苏，80年代的这段“茶文化”演变，创造了茶艺馆在中国诞生的条件。因此在探讨现代茶艺馆在大陆兴起时，这段茶文化演变史是不可被忽视的。
为了争取茶叶生产的更大发展和速度的加快，1974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茶叶生产会议上，依照主席“全国要搞好一百个左右年产茶叶五万担左右的重点县，作为茶叶的生产基地”的指示，规划在全国以县为单位建立119个年产5万担的茶叶基地。(19)之后几年茶叶产量显著增加，从1974年不足20万吨(20)，1978年达到26．8万吨，1980年更是超越了30万吨，1982年又飞跃到近40万吨。可是说茶叶紧缺的历史在此打上了休止符(参照图1)。但是与生产量突飞猛涨相对的是出口增长的缓慢，即两者增长的不相称。如从图1可以明显的看出，从1979年开始，生产量和出口量的差量(可以简单地视为存在于国内市场的茶叶总量)急速扩大，使得茶叶一时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导致了茶叶积压在仓库，发霉变质等“茶叶问题”的出现。所谓的“茶叶问题“其实并不是茶叶绝对的供大于求，而是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了恢复茶叶生产和开拓出口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经营体制和“独家经营、计划收购、固定调拨、统一牌价”的流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茶叶生产量创了新高，然而“销售量没有相应扩大，经营部门资金占用多，利息负担重，存茶又不断陈化，经营十分困难不适应(21)”。国家为了扩大茶叶销售，使茶叶经济持续发展，1982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当前农村经济的若干问题》(22)，提出了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适当允许多渠道经营。1984年国务院文件(23)，规定内销茶叶和出口茶的经营实行议购议销，按经济区划组织多渠道流通和开放式市场。茶叶市场放开，国内市场得到开发。然而，茶叶问题的出现，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饮茶习俗没有得到恢复。有着悠久历史的饮茶是中国的一大传统文化，这一传统还需要用“文化”的药剂来复苏。
茶的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但正如阮浩耕先生指出的一样，在中国“茶文化”是1980年代的一个新生词语，在1999年版的《辞海》里都还没有出现。(24)例如，现在被称为世界最早的一本茶文化专著———陆羽所著的《茶经》，在文化浩劫结束之后的1978年被界定为的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茶叶制作的专著(25)”。可以考证的“茶文化”这一词语的创造者应该是“茶学泰斗”庄晚芳。在茶叶产量大增的1979年，庄晚芳受主管茶叶的农业部之委托编写面向大众的茶叶科普书籍。1981年中国第一本茶叶读本《饮茶漫线月作的序言中庄晚芳写到“饮茶文化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精华的一部分(26)”。除了“饮茶文化”外，庄晚芳先生同时还提出了“茶叶文化(27)”。这两种说法可以认为等同于现在使用的茶文化一词。为了联合茶界，振兴华茶，庄晚芳与1982年在杭州成立第一个民间茶文化团体“茶人之家”，以“普及茶叶科学技术，宣传茶叶文化，开展国内外茶叶学术交流，促进茶叶生产和贸易发展，以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宗旨，并创办茶文化杂志季刊《茶人之家》，以茶文化的力量来促进茶叶经济的发展。
在复苏饮茶文化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70年代末以前，对茶叶的关注，报刊基本上是茶叶生产和出口等的相关报道记事，涉及茶文化方面的寥寥可数。就中国具有全国性的面向大众的《人民日报》来看，自第一个民间茶文化团体成立的1982年起，出现了“茶圣”陆羽的介绍(28);引用《本草纲目》的记载说明茶叶的营养价值很高，宣传喝茶有益;(29)与日本茶道相联系介绍中国式茶会以及提出中国饮茶的悠久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30)”……关于茶文化方面的内容在报端开始多见。另外，诸如“茶水表面的漂浮物是否影响健康能否饮用(31)”、“隔夜茶能喝吗?(32)”、“用茶水服药有害无益吗?(33)”等读者来信和专家解答的内容也开始出现。除了报刊之外，80年代初茶叶知识与茶文化的电视节目也开始制作和播放。为了解决茶叶滞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电视媒介宣传饮茶的好处来带动国内的消费，促成中央电视台1983年开办了“喝茶的学问”、“茶的妙用”、“品茶经”等栏目，之后中央电台也参与了茶文化的宣传(34)。透过大众媒体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在80年代初期人们的饮茶知识还很贫乏，但同时也可能窥测到饮茶文化已经受到人们和社会的关注。
在人们对茶叶知识还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借助医学的权威宣传茶叶与健康的关联，一方面能起到普及茶叶知识的作用，同时又能在很大程度直接触动消费欲望的产生。1983年10月浙江省茶叶学会先后与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联合召开“茶叶营养与药理作用”、“茶与健康、文化”两个学术研讨会(35)。茶叶界与医学界的联合研究，推动了茶叶药用价值和茶叶新商品的开发，为茶叶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有了茶学专家对茶文化的弘扬，有了媒体对茶文化的推广，有了医学权威发放的健康的保证，当然还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对饮茶的需求逐渐展现出来，消失一时的传统饮茶场所———茶馆的苏醒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在全国的茶馆都还处于沉寂状态的1982年，许多公社和文化站在园林名胜中办起了文化茶室。茶室中备有书报杂志和各种棋类，开展有益的文娱活动(36)。这一江南水乡城镇习俗的恢复受到群众的好评。80年代中后期，在茶文化的推动下国内消费市场逐渐打开，曾经滞销的茶叶出现了内销见旺、产销值得向往的局面，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的发展则带动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中国人民渴望茶文化提高水平，渴望茶文化回到“受到了严重创伤的精神生活领域中(39)”。也就是说，中国社会需要的不仅是茶馆的恢复，还向往能得到高度文化感染的饮茶场所。
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上述茶文化在国内的推广，使得国民对更具文化性的饮茶产生了需求，可以说为茶艺馆的诞生创造了内在的因素。可是事物发生变化一般还需要或多或少的外在因素。在海峡两岸被隔离近40年的历史结束之后，茶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发展了10多年已经比较成熟的台湾地区茶艺文化的进入，为中国大陆茶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成为了中国大陆茶艺馆出现的一大契机。
虽然茶艺文化在80年代已经风靡台湾，然而由于两岸人民不能自由往来，茶文化方面的直接交流还没有发生。当时在中国大陆有关台湾地区茶及茶文化主要是透过新闻报纸等形式被介绍。从最大众的主要报纸之一《人民日报》来看，这种介绍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台湾茶叶的发展史与大陆的关联，如乌龙茶从大陆移植。(40)二是透过茶叶及茶具等大陆商品在台湾的销售情况的简介传递出的台湾地区茶艺馆、茶行的信息。(41)三是台湾地区举办的茶艺比赛事宜的报道。(42)直到1987年7月15日令解除，台湾人民赴香港、澳门的观光自由化，以及同年11月赴大陆探亲正式实施以后，两岸的茶艺文化的面对面交流才得以实现。这些交流活动在《中华茶艺杂志》第86期到94期，《台湾茶文化论》以及《茶人六载话茶》中均有个别的介绍，笔者以时间为轴，将其整理归纳。
1988年两岸经历近40年的隔绝终于被解除。第一个正式代表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界的“台湾经济文化探问团”赴大陆访问，进行了友好交流。该团的到来在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茶艺特使”范增平代表茶文化界随同该团来访。范先生于7月8日在上海与陶艺大师许四海先生，以及新闻界人士共谈台湾茶艺的发展，并且首次表演了台湾地区茶艺。范先生呼吁“在两岸统一之前，茶先统一起来。弘扬茶文化是振兴中国的基础，因此，在宴会、座谈会等场合，应该提倡以茶来代替咖啡，可乐等洋饮料”，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赞同。(43)此次茶文化交流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7月9日《文汇报》以专访的形式报道了“台湾茶艺特使在上海”，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进行了转载。“茶艺特使”为中国大陆带来了茶艺一词以及茶艺表演，茶界人士共同探讨茶艺，拉开了两岸当代茶文化交流的序幕。两岸茶文化人士都重视互相之交流，探访团返回台湾之后“一直籍着书信来往，彼此交流。(44)”这次茶文化交流也可以说是两岸共同“复兴茶艺”的一个开端。之后，台湾茶界前往大陆的茶文化交流开始频繁地开展起来。
1989年4月4日至4月22日，台湾区制茶工业同业公会组织“大陆探茶之旅(45)”，包括茶叶制造、销售、茶叶机械、茶叶文化团体的一行17人，探访桂林、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主要产茶地和茶叶消费流通地。所到之处均在中国茶叶公司的接待和安排下，与当地茶叶研究所及茶界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流。除了茶叶生产、制作等方面，大陆探茶之旅还直接促进了茶艺文化的交流。“中华茶艺协会秘书长”范增平应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之邀请在上海锦江饭店公开表演了中华茶艺。该交流会由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先生主持，文化界名人、专家学者及媒体相关人士30馀人出席并观看了范增平的茶艺表演。(46)上海《文汇报》安博电竞，《解放日报》刊出消息做了相关报道。为了促进两岸茶文化有更多的交流，大陆探茶之旅期间，范先生还与北京的一些文化学术界人士一同向中央民政部提出成立“中华茶文化协会”的申请。
继台湾茶界各行业来访之后，以茶艺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台湾陆羽茶艺文化访问团的到来又推动了中国大陆茶艺的兴起。访问团一行20位茶文化艺术家1989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茶艺表演和茶文化交流，后赴合肥、南京、宜兴、苏州、杭州等地进行茶文化交流。27日上午在茶文化推广人士聚集的杭州“茶人之家”，举行了两小时的“茶道与香道”表演。(47)使用的茶叶除了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和白毫乌龙茶外，还有当地的名茶龙井茶。表演过程中讲解了小壶茶冲泡的18道程序以及赏茶、闻香、浸泡、尝味、叶底等品赏方式，为浙江茶文化的兴起添加了一道盛宴。至1988年茶艺特使带来茶艺文化促动中国大陆当代茶艺文化复兴的展开，到茶艺文化访问团在各地的茶艺交流，是一段极为短暂的历史。正是在中国民众对茶文化提升的向往中与台湾茶艺的这种局面，使得具有高度文化性、艺术性的高雅文化之茶艺正好符合了人们对茶文化的渴望，“大陆始知喝茶还可以这么有文化，茶艺遂开始流行。茶艺馆也开始萌芽(48)”。
1989年9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应该是当代茶艺文化发展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这次活动是国家商业部和农业部合办，也是国家部门首次正式将茶作为国家文化、民族文化来展示的国际性活动。应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之邀，台湾地区茶界人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次展示活动，除了观摩将茶艺带到中国大陆的范增平作为台湾地区代表表演的台湾茶艺之外，首次汇集了云南、四川、湖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等国内各地代表，展示了各具特色的各地茶艺。日本里千家也进行了茶道表演。茶艺表演代表们同台表演，相互交流。台湾地区茶艺表演者范先生不仅用实际操作演示了茶艺之外形美，还将蕴含于茶艺之中的中华文化哲理解释于观众(49)，加深了大家对茶艺文化的理解。这次茶艺文化的同台登场，演绎出了当代茶艺文化复苏起航的历史。
在中国社会对茶的文化性满怀期待的时间里，以融合中华文化的高度文化性的高雅文化为特性的台湾地区茶艺进入中国大陆，其高度的文化气息让中国大陆茶叶界耳目一新。“茶艺特使”在中国大陆首次演示茶艺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展现这种高雅茶艺文化的茶艺馆便在福建诞生了，台湾茶艺在中国大陆被接受的速度实在是惊人。同时，正如90年代之后提到中国茶文化，专家学者们都会说是以茶艺为表现形式一样，台湾茶艺对当代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可谓是巨大的。90年代初诞生的茶艺馆主要是以两种形式在国内发展开来的。一种是为弘扬茶文化而创新开发出的注重品茗空间，以展现现代茶艺为主，多以“茶艺馆”命名，它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另一种是以茶文化为媒介，透过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和谐映衬来达到弘扬、振兴民族文化的目的。这类茶艺馆一般是在传统茶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基本上沿用之前的“茶馆”、“茶楼”等店名。
此类茶艺馆最先成立的是位于福建博物馆内的“福建茶艺馆”，它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茶艺馆(50)。1990年2月10日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福建省旅游学会、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福建省陶瓷工业公司联合创立该馆。(51)说该馆是新兴的茶艺馆，是因为它与传统茶馆有根本上的区别。首先是茶艺馆创办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文博、旅游和经贸，也就是说它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商业性，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福建省政府拨发10万元人民币作为专项资金，主要是为了挖掘，弘扬福建的茶文化。(52)”由此可见这家最早的茶艺馆是作为“文化事业”来经营的。其次是主要通过泡茶和饮茶的艺术化来弘扬茶文化。创馆当时可以说在全国喝茶都还不讲究形式，南方普通的喝茶方式就是在一个大茶杯或玻璃杯里放一把茶叶再冲入开水。然而福建茶艺馆却率先创造出了一套固定的泡茶程序，并且有专职人员为客人表演茶艺。这一历史创造者之一是曾经在“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上和台湾地区代表范先生一起表演茶艺的吴雅线年代末，可以说茶馆业自身都还没有得到复苏，除了台湾地区茶艺有过表演而外，中国还没有一家茶馆有茶艺表演。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吴女士深入闽南，学习流传于民间的泡茶习俗，将之与台湾地区茶艺结合，针对福建茶叶的特点，创建了18道程序的“闽式功夫茶泡茶程序”(也叫福建功夫茶)。(53)吴女士参加了福建茶艺馆的创立过程，将她创新开发的茶艺作为传播茶文化的载体，用福建功夫茶、擂茶、花茶、白茶茶艺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人和茶客。品味名茶讲究环境，福建茶艺馆除了泡茶艺术和茶艺表演之外，突显茶艺馆特点的是其具有文化氛围浓郁的室内陈设，将饮茶的空间也艺术化。作为福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馆内用福建茶业相关的文史资料展示了福建茶文化的悠久历史。树立对茶文化做出贡献的当地出身文人蔡襄手书之《茶录》碑亭，置放惠安“乌龙喷泉”之石雕，镶嵌用福建名茶铁观音、大红袍为素材创作的大型茶事之壁画，开设海内书画名家之艺术画廊，摆设世界最大之脱胎茶壶，陈列“福建现代茶具”之展览，专辟品茗之雅座。整个空间集茶文化历史馆和艺术馆为一体，置身于此，品茗的文化气息也自然变得浓厚了。福建茶艺馆得到了海内外友人的赞赏和关注，也掀起了福建茶文化的热潮(54)。此后，茶艺馆相继在各地出现。福建茶艺馆创立次年上海宋园茶艺馆在上海开馆。在福建，1993年别有天茶艺居成立，举办常年招生开展茶艺培训，为茶艺馆的发展培育人才。1994年第一家引进台湾地区功夫茶的连锁性茶艺馆五福茶艺馆在北京开设，同年，已经有丰富的经营经验的台湾地区茶艺馆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台湾地区博士茶艺馆在上海成立。至此，茶艺馆这种业态被业界纷纷接受，成为当代茶馆的主流(55)。
新型茶艺馆从无到有的生成，对传统的茶馆也造成了一种冲击。在茶艺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的茶馆也以一种新的姿态呈现出来。它与新兴茶艺馆的区别主要可以从经营宗旨、品茗艺术的表现以及相关文化活动这三个方面来观察。位于北京繁华地段前门西大街的老舍茶馆是这类茶艺馆的一个典型，也是先驱。老舍茶馆的前身是1979年创建的“青年茶社”。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创办人尹盛喜带领20多名知青，卖起了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大碗茶店逐步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大栅栏商贸集团公司，并在1988年投资新建了老舍茶馆。8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关注文化，出现了以“传统—现代”为核心展开的“文化热”，然而“反传统的思潮在社会上居主导地位(56)”，传统文化仍然处于窘境。就连“国粹”京剧的听众也减少，有些曲艺因老艺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几乎是后继无人。(57)爱好京剧、对二胡、说书、书法等均有一定造诣的老舍茶馆创始人以“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的理念和历史使命感投身于传统文化的振兴。也就是说老舍茶馆的前身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而转型后的宗旨则演变为弘扬茶文化和其它民族文化。新型茶艺馆的侧重点是在茶文化，而老舍茶馆是在茶文化的振兴中扶植起其它的民族文化。老舍茶馆在振兴茶文化上，主要是将饮茶的文化性作了提升。前身经营大碗茶的“青年茶社”，只是一个小“茶棚”，顾客买茶主要是为了解渴，这点从“大碗茶，两分一碗，既解渴又爽口的大碗茶，两分钱一碗(58)”的吆喝声中便可察知。然而80年代末的“老舍茶馆”，一栋三层大楼的建筑造型古朴典雅、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格，大厅一楼的陈设再现了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里的风貌。作为茶馆，在茶上做足了文章。汇集全国各地的传统名茶和新品牌的好茶，也创制出了艺术造型茶，为宾客提供不仅口味上乘，而且观赏性强的茶品，甚至将茶点小吃也定位为“工艺化”并加入茶的元素。同时茶馆在茶艺上也下足了功夫，成立了茶艺表演队伍，每天表演乌龙茶、文士茶、农家茶、茉莉花茶、八宝茶等，还将逐渐消失的老北京特色四合院搬到室内，创建成古色古香的四合茶院供品茗之用。老舍茶馆将一个大碗喝茶解渴的“茶棚”转变成了一个将地域文化融入其中的文化茶馆。老舍茶馆的特色还在于它作为品茗会友的茶馆的同时，还是北京当地传统文化，如京剧、曲艺等的大舞台。正如茶馆的尹经理分析的一样，“客源主要来自旅游团体和新老戏迷，人家到老舍茶馆来喝茶主要是想领略京味文化。(59)”馆内设戏曲馆、电影馆、照相馆、图书馆，工艺美术馆等10个馆展示传统民俗文化，每天上演北京琴书、京韵大鼓等传统艺术表演，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品茗看戏听京剧，品味北京文化;茶馆为普及戏曲为业馀爱好者提供活动场所，使得很多戏迷们成为常客来此品茗会友，同时又可以得到演练的舞台。老舍茶馆从通过弘扬北京优秀传统文化来扶植民族艺术之花。茶文化在这里，是媒介也是对象之一。老舍茶馆从开业起接待了不计其数的国际友人，汇集了世界名流，它将北京的传统文化展现给了世界，成为了北京一张新的名片，也使得在北京消声匿迹几十年的茶馆转变成了民族文化的窗口。继老舍茶馆之后，在茶馆发源地四川也出现了弘扬茶文化、振兴川剧的茶馆。比如重庆剧场2楼的“巴渝茶楼”就是为了“振兴川剧，让民族文化占领文艺阵地，让川剧爱好者有个欣赏和自娱的地方”，而开办的“高雅戏剧茶座”。茶楼里陈列名人字画，四壁点缀川剧脸谱，雕梁画栋，格调古朴、典雅、环境舒适清新，一开张就引来了大批川剧迷。(60)在北京有展现老北京文化的京味茶馆，在上海有再现近代上海历史文化的老上海茶馆……这种成为地域文化窗口的茶馆，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开始出现。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第二，品茶的环境之真。人们品茶，还须要有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时间，“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矣。”天趣则是指自然天成的环境。《徐文长秘集》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表明了品茶需要野、幽、清、净的自然环境。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提出了品茶的适宜时候：“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安博电竞，夜深共话。明窗净几，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此外，历代文人雅士选择茶境时，离不开松、竹、梅、兰与琴、棋、书、画等，这些即是人与自然沟通时，对“真”的追求，也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交相涵摄时，对美的感悟。: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